富阳一个小山村走出3位院士全国罕见

在新登镇和永昌镇的交界山区，有一个名叫“官塘”的小山村，以前有“里官塘”、“外官塘”之分，村民大多姓周，主要居住在更靠近山里的里官塘。

    一个世纪前，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周廷儒（1909～1989）和生化药理学家周廷冲（1917～1996）先后诞生于官塘村周氏家族，这对同宗兄弟均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10月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周廷冲的夫人黄翠芬（1921～2011）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基因工程的创始人之一，夫妻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对院士夫妇。

    一个小山村走出3位院士，这一现象全国罕见。

    虽然3位是新中国第一代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但在家乡富阳却鲜为人知。如今百年过去了，院士故居业已日益衰败，官塘村村民希望通过保护院士的故居，建立陈列馆，以铭记这3位为国家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富阳儿女。

    在官塘村的周氏家族里，周廷儒和周廷冲同属“廷”字辈，同宗同族，是远亲。小学时，周廷儒随做生意的父亲搬至新登松溪，而周廷冲则在官塘村长至14岁。之后，二人先后前往外地求学。多年后，周廷儒回过两次家乡，逝世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一半骨灰葬在了贤明山，墓碑方向正对着官塘村。而周廷冲由于其经历和工作的特殊性，14岁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今天的官塘村，仅存有周廷冲故居，实际也是其家族祖居。在原里官塘村书记周国元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了这幢约建于民国初年的老宅子。

    周廷冲的父亲周文卿当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富商，最富裕之时，曾拥有良田百亩和数幢装修考究的宅邸。周文卿虽富，但并非“不仁”，据村里老人回忆，他乐善好施，曾多次出资修桥、铺路、建凉亭，还无偿兴办了福光小学等新式学堂，在当地一度有“冬赏棉衣夏赏粥”的说法，指的是村民在天冷、饥荒时，只要去周家，便有免费的衣服穿和粮食吃。

    记者所见到的这栋宅邸是周文卿夫妇的常住之所，当初建造此屋时，他们专门请来了杭州的设计师，而水泥等材料均为国外进口，二楼走廊凭栏更是当年罕见的雕花铁栏杆。然而，百年时光，当年的豪宅早已破败，只能从整体设计及门框、走廊凭栏精致考究的用料上，依稀见得当年华贵。

    现在的房子面积比过去小了很多，大门、围墙早已消失，房前仅存10平方米左右的天井。站在天井四望，到处是腐朽的破洞。北面墙体已坍塌多年，后人用砖块新垒，没有粉刷，裸露着大片的红色，与一旁的黑瓦白墙甚是不搭。坍塌的还有西边的厢房，也用砖瓦重新建了个小边房，当年，周廷冲的老母亲在北京跟儿子过了十几年后重返家乡，住的就是这间屋子，直至去世。从窗外往里看，积满灰尘，已经很多年没住人了。西面的房墙仍保留着原样，但墙体已有多处剥落，几条裂缝清晰可见。屋顶早已腐朽不堪，露出多根腐烂发黑的房梁，导致二楼已经无法住人，走廊的天花板也锈出几个破洞，露出了竹排。

    据周国元介绍，1950年土改时，身为大地主的周文卿所有产业被没收，5户村民成了这幢房子的新主人。如今，那5户村民仍有4户住在这里，多数是老人。

    周廷冲在这房子里长大，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现年90岁高龄的周廷文是周廷冲的堂弟，在他的回忆里，从小成绩优异的堂哥几乎时刻都在家静静地看书。

我军第一对院士夫妇

    周家的家规几近苛刻，周文卿虽经商，但其4子均学业有成。据周廷文回忆，周廷冲排行老二；老大廷立毕业于南开大学；老三廷丙毕业于原中央警官学校，后担任黄埔军校上海分校教官；老四廷石是新中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在西南地区专业从事地质勘探。

    由于老大周廷立曾担任国民党政府要职，解放后被遣送返家，直至去世。其他三兄弟及其后人分散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均卓有成就。

    周廷冲无疑是周家最大的骄傲。14岁那年，他独自前往嘉兴秀洲中心求学，同族兄长周廷儒也毕业于该校。其后，他考上了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在重庆曾为八路军办事处完成“食盐安全”化验工作，并在那段时间里结识了相伴他一生的爱人——广州姑娘黄翠芬。1945年，他赴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进修，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姆纳和李普曼两位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一度被视为美国医学界冉冉升起的科研新星，前途不可限量。

    1948年，黄翠芬追随爱人周廷冲的脚步，也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年后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来，周廷冲夫妇当即决定回国，报效国家。与他们同时计划回国的，还有同是杭州人的钱学森。由于周廷冲和钱学森都是受到美国政府重点监视的科学家，被移民局百般刁难。比钱学森幸运的是，周廷冲夫妇回国之路相对“平坦”——他们买高价船票“偷渡”，漂洋过海56天回到国内，那时已是1950年了。多年之后的1996年，黄翠芬当选中国工程学院院士时，钱学森还寄来手信祝贺。

    回国之后，周廷冲一直从事生物活性因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其研究成果为毒剂防治中的药物设计指明了方向，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军队科技大会二等奖，他也因此先后获得集体三等功和个人二、三等功各一次。他的头衔很多，比如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生物膜和膜工程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院士）。

    黄翠芬则在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及遗传工程领域成绩斐然，被誉为“中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历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全军分子遗传中心主任等职，是该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专家组成员。她的科研成果为中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先进个人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央军委“模范科学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多次获全军科技奖。她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奖。

    由于夫妇俩的科研工作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加之工作繁忙不便返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他们知之不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富阳亲戚才在北京见到了他们。

周廷儒：无法忘却家乡的思念

    周廷儒18岁从秀洲中学毕业后，考入原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任教，抗战时则在著名的西南联大教地理。

    1946年，周廷儒获中英庚款名额（“庚子赔款”后，美、俄、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毕业后，恰逢新中国成立，他应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黄国璋的聘请，于1950年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1952年秋，他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主要从事地貌学、古地理学、中国自然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任职长达30年之久，桃李满天下。198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

    在中国地理学界，周廷儒和陈述彭、施雅风被称为“三剑客”，三人后来都成了中科院院士。“三剑客”的名号源自他们两项里程碑的工作——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新中国科学技术规划，确定了多项重要工作，按照重要程度，第一号和第四号工作便是“三剑客”负责的划分中国自然区域和制作中国自然地图集，其后的数年间，他们步行穿越了全国几乎所有的河山，靠两条腿跑出了一本《中国地貌区划》。

    此外，周廷儒还开创了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足迹踏遍全国的周廷儒，最怀念的还是家乡的一山一水。现年76岁的周宏星是他的侄子，据其回忆，周廷儒18岁离家至80岁去世，只回过松溪老家两次，分别是刚回国的1951年和刚参加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1978年（黄山考察专程转道回了趟新登），这两次回家，“主要是来寻找儿时的记忆”。

    在周宏星的印象里，他的这位院士伯伯“很随和，也很简朴，不讲究吃穿”。

    1989年，周廷儒逝世，周宏星前往北京参加追悼会，之后郑重地捧着装有伯伯一半骨灰的骨灰盒返家，这是周廷儒生前的心愿：叶落归根。

    值得一提的是，周廷儒的儿子为了父亲的遗愿，在北京联系上了时任富阳县民政局局长陈华林，希望陈帮忙在家乡选择一块合适的墓地安葬父亲的骨灰。陈华林随之奔走联系，得到了当时富阳县委县政府和新登镇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终在新登贤明山的半山腰专门空出一块地。陈华林说，当时之所以选在贤明山而非官塘村，“一是希望这里作为宣扬院士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是为贤明山这座文化山增添新的内容”。

    也因为这层关系，退休之后的陈华林开始挖掘整理“院士村”的各种文字、图片资料，他不断建议官塘村支两委想办法向所有人展示院士们的爱国情操和学术成就。据悉，当地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